法语界传奇厉害人物，毕生追求“诗与真”的诗人翻译家
昨天，法语世界发布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法对照 ”一文，很多朋友问这是哪位翻译的。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位传奇的著名翻译家。详见下文《梁宗岱：毕生追求“诗与真”的诗人翻译家》作者曾泓。
学者温源宁在《一知半解及其他》里谈及梁宗岱时说：“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勃，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在梁宗岱这位一生“纠缠”于“诗与真”的学者看来，“真是诗的唯一深固的始基。”无论是诗歌、翻译还是生活，梁宗岱都是在以自己的真性情、真感觉去投入和体验。
梁宗岱（1903-1983），祖籍广东新会，1903年农历7月14日生于广西百色。
●１９１６年：考入广州东山培正中学。
●１９２３年秋：接受岭南大学奖学金，入岭大英语系就读。
●１９２５年：赴法国留学。在《欧洲》、《欧洲评论》上发表法文诗歌若干。
●１９２６年：结识象征派诗歌大师保罗·瓦雷里，后将瓦雷里的长诗《水仙辞》译为中文，上海中华书局于1930年出版了梁译的《水仙辞》单行本。
●１９２９年：结识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罗兰的鼓励下将陶渊明的十多首诗译为法文，发表于《欧洲》。
●１９３０年：9月19日，接受国联附属机构“为争取和平的宗教和道德”大会的邀请，发表题为“裁军的道德问题”的演讲，并参加国联会议。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接受北大的聘请，回国执教。时任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兼任清华大学讲师。
●１９３４年：辞去北大教职，与女作家沉樱结婚，一同东渡日本。
●１９３５年：回国，受聘为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
●１９４４年：辞去复旦大学教职，回广西百色，致力于研究中草药。
●１９５０年：10月出席广西人民代表大会，后被诬入狱。
●１９５６年：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
●１９７０年：随中大外语系转入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并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１９８３年：11月6日8时40分逝于广州，享年80岁。
“他只一刻是我的荣耀，下界的乌云已把他和我遮隔。我的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贱，天上的太阳有瑕疵，何况人间！”这是闪耀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的对生与爱的咏叹调，而将莎翁的华萃诗句引至中国的，正是一位像拜伦那般有着激荡的一生的诗人、文学翻译家梁宗岱。很多人都称其将诗人的传奇人生演绎到极致，在这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人间世，梁宗岱终究不负生之荣耀，追求率性真实的人生和“为人生的艺术”，以其毕生的精力，向永恒的真与美靠近。
梁宗岱祖籍广东新会县河村白庙墟同安里，自祖父起，举家迁至广西百色谋生。梁宗岱的父亲梁奕爝幼时天资聪颖，只读过六年“子曰馆”，就能诗能文。但由于家境贫寒，只得中止学习外出经商。梁奕爝偏爱医药研究，后来梁宗岱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日积月累地认识了不少草药的药性。
1903年，梁宗岱出生。母亲早逝的他顽皮好斗，得了个“翻天印”的绰号。他每次跟别人的孩子打架，总是得便宜占上风。所以，街坊邻居都叮嘱自己的孩子别招惹梁宗岱，免得吃亏。看见宗岱从远处奔跑而来，大人们就急忙把自己的孩子喊进屋里，并吓唬说：“梁全泰(梁家一间商店的牌号)的孙子来了，别乱跑!”这时的小宗岱浑身是劲，脑袋机灵，神气十足。有时还对那些躲在大人背后的小朋友吆喝：“梁全泰的太公来了，谁敢出来比试比试？”敢应声来比试者不见一人。但这不意味着宗岱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他只是喜欢打抱不平，看不惯那种欺软怕硬的拙劣行径而已。
小时候的梁宗岱特别争强好胜。他的一大乐趣是踢毽子。玩踢毽有个规矩，输了的人要“供毽”。生性高傲的梁宗岱不愿受罚，只好背着人苦练，终于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得了个“毽王”美称。
1906年，梁宗岱入当地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的他每次作文成绩都是最高分。他后来解释道，这是由于常常上山采药，贴近大自然，心胸开阔，灵感萌发的缘故。有一回，梁宗岱的作文得了125分，有个同学不服气，问老师：“最高分才100，为什么批给他125分啊？”老师回答：“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我看了都大吃一惊，给这样的分数并不过分。”
由于失去在康有为门下求学的机会，梁宗岱的父亲愈发感到遗憾。看到儿子天资颇高又勤奋好学，梁奕爝便把对亡妻的爱和望子成龙的感情都倾注在梁宗岱身上，每天晚上都在油灯下辅导独生子读书和写作，作为一种补偿和安慰。后来，父亲一直支持梁宗岱的学业，特别是在他出国求学这件事上，梁奕爝给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最大帮助。
南国诗人 年方十六
1916年，梁宗岱只身来到广州培正中学学习。培正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梁宗岱之前从没学过英文，在专修科补习了一年英文之后，就能读英文原版书了。他读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最爱屈原、李白、惠特曼、泰戈尔和雪莱的诗。文科成绩特别出色的梁宗岱负责主编《培正学报》和《学生周报》，并以“菩根”为笔名，不断向各报刊投稿。广州的《越华报》、《群报》，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和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等，都刊登了他的作品。年仅16岁的梁宗岱获得了“南国诗人”的称誉，广州各报馆的记者闻讯纷至沓来。
有一次，一位记者来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小小年纪，便信口答道：“找你哥哥梁宗岱”。梁宗岱慢条斯理地说：“我就是梁宗岱。”那位记者惊诧不已。
培正中学的学生每周日必须去教堂做礼拜。当时不信上帝的梁宗岱不想浪费时间，每次都设法逃过。后来，他索性在宿舍的桌上摊放一本《圣经》，然后看自己喜欢的书。学监来宿舍劝说梁宗岱去教堂，从不读经书、不做礼拜的梁宗岱滔滔不绝地对学监讲起来了《圣经》，使其听得入迷而错过时间。
留学欧洲 融会中西
上世纪初，是一个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最为激烈的时代。当时不少走在前沿的知识分子将求知与求真的眼光投向了西方文化。在“留学风”的影响下，梁宗岱也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原本梁打算跟随当时的潮流去往美国求学，后来，在培正的李宝荣老师“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的文化中心——法国”的指点之下，梁宗岱转而把目光投向法兰西。
1924年，梁宗岱离开就读一年的岭南大学，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学习一年法语，次年赴法，寄居在巴黎郊外的玫瑰村里。玫瑰村的幽雅环境和醉人花香吸引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梁宗岱在此结识了许多中外大师。
留法期间，梁宗岱常与刘海粟、朱光潜、傅雷等人在一起论艺叙情。梁虽不是画家，但对油画颇有见地，常去美术馆参观画展，或去刘海粟住处欣赏油画。一次，刘海粟往玫瑰村探访朱光潜时作《玫瑰村》一画。后傅雷和梁宗岱两人一同往刘处赏画，傅雷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接受了塞尚的影响。”梁宗岱说：“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傅雷耿直，认定的事即坚持到底，而梁宗岱也不肯随声附和，于是愈争愈烈。旅馆老板不懂华语，不明争吵原因，慌忙打电话请来警察局长。局长赶到一听经过，大笑而去。两位老友相视而笑，和好如初。
1926年春，梁宗岱经一位美国同学的介绍，认识了后期象征派诗歌大师保罗·瓦雷里，并听取其“求学须重实学，不必图虚名”的意见，从此只专心听课、翻译、写作，不再攻读任何学位。
“我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是梁宗岱先生。一天早晨，他来到我家里，年轻而且漂亮……梁先生带着一种兴奋和我谈诗。一说这崇高的问题，他便停止微笑了。他甚至透露出几分狂热。这罕见热情很使我欢喜。”瓦雷里在梁宗岱1930年在巴黎出版的《陶潜诗选》法译本序言中，这样回忆了几年前他们的初逢。后来，梁宗岱将瓦雷里的代表作《水仙辞》译为中文，将瓦雷里的作品首次引介给中国读者。
在留学期间，梁宗岱结识的另一位大师是其在少年时代就仰慕已久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那是在1929年，梁宗岱得知自己发表在《欧洲》杂志上的法文诗和法译王维诗得到了杂志创始人罗曼·罗兰的赞许。这年寒假，怀着激动的心情，梁宗岱将译成法语的陶渊明代表作《归去来兮》《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等寄给了罗曼·罗兰。不久他收到回信：
“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罕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从我们古代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 这年10月，梁宗岱往新城拜访了63岁的罗曼·罗兰，他们一起畅谈了中法两国的文坛、音乐和绘画。
但就在这个时候，从遥远的祖国一次次地传来了列强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消息，使得远在他乡的梁宗岱等游子忧心不已。
1930年夏，梁宗岱在意大利比萨避暑时，忽然接到了从日内瓦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国联附属机构“为争取和平的宗教和道德”大会邀请他作“裁军的道德问题”的演讲，并参加国联会议。9月19日，梁宗岱怀着满腔义愤，在国联讲台上痛斥日军暴行，呼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侵略战争。由于这一席慷慨陈词，梁宗岱被选举为国联的永久理事。
国难当头，梁宗岱听到了祖国的召唤。为此，他不得不与热恋中的法国少女安娜分手。这位被他名为“白薇”的姑娘当时和她母亲正在西班牙游览。安娜赶到巴黎时，已是人去楼空。她独自伫立窗前，望着塞纳河的滔滔流水失声哭泣。但她并不知道梁宗岱内心深处的痛苦。他久久割不断心头的那一缕情丝，安娜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
回国执教 屡创第一
1931年，梁宗岱回国后接受北大的聘请，任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并先后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
上身是一件煞有介事的英式西装外套，下身却是条短裤，脚上还穿着及膝的白袜子，拖双凉鞋——梁宗岱这身打扮，成为中山大学校园里一道风景。这身半是随便、半是正式的打扮，长久留在后人的记忆里。
梁宗岱好胜，喜欢争辩。“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烧起来。”温源宁在《一知半解及其他》里如是说。沈从文读完他写的批评文章，也不由得感慨，这是“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关于梁宗岱“喜争辩”的事例，还有不少。梁宗岱在一封讨论诗的长信末尾曾对徐志摩这么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吵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梁宗岱与朱光潜先生是游欧时期的好朋友，后来回国任教又在一块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梁宗岱曾在文章中有所记录：“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
仅仅口头争论还不够，梁宗岱还不时因此与人动起手来，叫人想来实在够“痴”的。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在文章中回忆了这么一桩事：“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这种为学问的精纯而执著的精神在今天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但是那一辈学者，就是如此地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自己所信奉的“美”与“真”。
这段时间正是梁宗岱的创作高峰期，大量的文艺评论和外国文学翻译正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
梁宗岱的诗论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但他的诗论却不时闪出一些精彩片断。如果说戴望舒的诗论纯粹是诗人手记，朱光潜的诗论是学者论著，那么，梁宗岱的诗论则是诗人的手笔，学者的态度。所以他的诗论有两种价值，即诗学见解和诗论文本的美学价值。《诗与真》是他的诗论代表作，他认为“真是诗的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歌创作应置身于大自然，植根于现实生活，刻意追求新诗创作的最佳境界。
梁宗岱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余光中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翻译的歌德《浮士德》，虽然只有半部面世，却被海外学者认为是目前《浮士德》译本中最优秀的。柳鸣九更是称梁宗岱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丰碑”。
梁宗岱认为翻译就等于两颗心灵“遥隔着世纪和国界携手合作”，作者是走在自己的前身，自己是作者的再世，视翻译为“再创作”，以自己极其严谨的态度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再现了西方名家佳作的原貌、意蕴和风格。
梁宗岱先后在国内多所高校的外文系执教，许多学生忆及他讲的课仍印象深刻。梁宗岱的学生卢岚在《怀念梁宗岱老师》一文里如此写道：“宗岱师的课，我们从来不敢混，还备得十分认真。因为一旦有个基本错误让他揪着，他会把你整治得下不了台，有些同学当场哭了起来。他骂我们‘扶得东来西又倒’还有‘水过鸭背’。今天他骂得凶，明天我们会认真些。大学生都是些调皮鬼，也只有他才整治得了。”梁宗岱并不只有谨严的一面。在课堂上，他用“咬字清楚的粤调”给大家讲授法国文学；在课下，他问慕名前来请教的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学校的女生谁最漂亮？”春夏时节，常见梁宗岱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着凉鞋，雄纠纠地走进课堂。他还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兴致勃勃，不让青年。
在康乐园期间，作为诗人的梁宗岱，以狷狂著称。据其学生、同事黄建华介绍，当时，在中大就有人给他总结出了七十二个“第一”：身体第一，法文第一，太太才艺第一，喝酒第一，种菜第一，养鸡第一等等，不一而足。
“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在艺术上却极醉心于格律与谨严，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梁宗岱独特的为人和治学，我们或许可以从这句话中窥见一斑。
如何在二十世纪动荡的政治风雨中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立场，是梁宗岱这一辈的知识分子面对的一个深刻的人生命题。
1944年的秋天，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梁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他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复旦校长章益一同去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终于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召见”。
但是，梁宗岱的心直口快还是为他招致了三年的冤狱生涯。1944年，梁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定居。新中国成立后，经营医药生意而已然成为当地富商的梁宗岱却未意识到“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对象，仍然“口无遮拦”“多嘴多舌”地向地区主要领导提意见，1951年9月，这位领导以“通匪济匪”等多个罪名将梁送进大狱。1953年5月，梁在狱中写信给中央领导。一个月后，梁宗岱才得以重见天日，一时之间，此案轰动全国并波及海外。
如果说这三年的冤狱并没有“驯化”梁宗岱，那么在“文革”中，梁所遭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则彻底地销蚀了他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信念。1968年遭到三次毒打后，身心俱伤的梁宗岱由一个人文主义者而皈依了上帝。
晚年，在历尽磨难，万念俱灰之后，梁宗岱转而研究制药，现有绿素配、宁神、草精油三种药行世。他逢人便说自己研制的药品的神奇疗效。在人文理想务虚之后，梁宗岱无疑是想通过制药来填补读书人使命感的蹈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着自己的自由精神，因而，远离诗坛的他比当时的许多诗人“更像一个诗人”。
1981年，梁宗岱开始瘫痪，反复住院。1983年病情进一步恶化，11月6日，这位身逢乱世，经历了二十世纪最动荡年代的80岁老人离开了人世。在弥留之际，他“不作呻吟，而是发出雷鸣般的巨吼，震动整座楼房。这位才人临死依然变得豪迈粗犷异常。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
“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在艺术上却极醉心于格律与谨严，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梁宗岱独特的为人和治学，我们或许可以从这句话中窥见一斑。